讓不讓？近一世紀前的禮讓智慧

昨日台北三井倉庫遷移重建進行上樑儀式，相信許多文化界人士看了都快吐血，因為異地保存的關係，造成原有的半圓形山頭無法復原，像標本一般被切下來展示，就算移置重建仍仿原貌，也會是個虛假的外觀，令人哭笑不得，也凸顯了磚造古建築遷移的風險。

戰後台灣文化資產的保存歷程中，有許多迫於開發或建設而遷移的保存案例，早期有台北林安泰古厝、宜蘭二結王公廟、台南新化街役場等，儘管看似成功的案例，其實仍隱藏了一些問題，地方的場域精神與真實性的意義皆已蕩然無存。到近年還面臨迫遷的還有原台南市魚市場、萬華楊家古厝與古井、漢本遺址等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台灣人有增長了多少智慧？

最諷刺的莫過於身為世界歷史都市聯盟一員的台南，居然要為了都市更新計畫而迫使重要的魚市場建築遷移。究竟在開發與保存的二元選擇下，老建築只有犧牲的一途嗎？依我們新時代的智慧，不是應該能有更妥善的處理方式，達到兩全其美的境界嗎？

幾年前不少人拿台南祀典武廟前的道路轉彎，來提醒大家前人保存歷史資產的做法。但在前年，KUN發現其實該說法不盡正確，就讓我來說說詳細的發展吧！

1925年日本人將執行臺町線（今民族路二段於忠義路二段至西門路二段區之區間）道路開闢工程之時，由於該計畫道路將穿越祀典武廟的後殿，完整的殿宇格局將遭到破壞，備具爭議性。當時外號「東洋古代美術權威」的總督府技師栗山俊一前來調查，確認武廟為有歷史價值的記念營造物，故當局大幅調動西門綠園（今西門圓環）以東的臺町線及其延伸路段，新計畫中的道路整條向北偏移，正巧也與整治計畫中的德慶溪路徑疊合（今台南護專前）。但這項變動使得原本為十字正交的西門綠園，東西兩側的路段錯開，形成今天所見的樣態，從圖中可以看到明顯的不同。

台灣計畫道路變動保存歷史資產的重要案例

而多數人以為的武廟前路段，其實在1911年的發布的市區改正計畫中，廟前其實並無計畫道路通過，故並不會穿過整座廟宇。後來1929年再次發布的計畫中，才見廟前（關帝廟街）與廟旁的計畫道路，是要拓寬原來的側邊巷道，並不會傷到武廟本身。而這段緊鄰廟旁的道路，在1934年爭取到經費才開闢完成，所以並非因為栗山俊一的關係才產生了這樣的路型，但他認定武廟的紀念性價值後，令當局十分須謹慎處理周遭相關的計畫。

近一世紀前，一個外來的政權會懂得保護、尊重地方的歷史，那好幾年後的我們呢？計畫該善待歷史，還是歷史要捲舖蓋走人？

所以還是想再次呼籲台南市政府文化局，地方期待有延續歷史的古都，不要讓史蹟都作古的台南！

謎樣的陳啟川洋樓

KUN的老同學在去年和朋友建立了一個鏡頭社群Amplframe，除了有精彩的攝影作品外，還有一些知識性文章。前幾天有一篇讀者投稿的文章，內容提到他祖父有拍下許多日本時代到戰後初期的影像作品，原文其實只有兩處作者有確認過地點，身為老照片控的我立馬協助其他取景地點的定位及內容的增補，其中最為驚豔的是陳啟川洋樓的舊貌。以往只看過洋樓背面及車寄局部的影像，經由文獻資料比對後，確認是陳啟川所建的洋樓住宅，感到頗有成就，接下來就為大家介紹一下陳啟川洋樓的建築始末。

陳啟川洋樓背面影像
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）

前高雄市長陳啟川為高雄首富陳中和的六子，1899年出生於苓雅寮，13歲時留學日本，就讀慶應義塾大學，從初等部開始念起，大學部時進入經濟學部主修金融經濟。酷愛運動的陳啟川，在當時多次代表應義塾參加日本全國田徑賽，並獲得多面金牌，更是首位參加奧運會預選賽的台灣運動員。22歲返台後，陳啟川投入家族產業，出任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取締役、烏樹林製鹽株式會社取締役、新興製糖株式會社取締役及《臺灣新民報》相談役等職。1932年至1934年間更任高雄市協議會員，首次參與市政事務。

彼時事業有成的陳啟川，在苓雅寮興建了自宅洋樓，位置約略於今日的四維四路、成功一路口。建於1931年的獨棟洋樓，外觀仿自其父陳中和的宅邸（1925年落成），立面拱圈、山頭、車寄等分割比例極為相似，寄棟式的屋頂都設有老虎窗，只是陳啟川洋樓屋頂的大棟平行立面，異於陳中和洋樓的屋頂方向。但兩者相較之下，陳啟川洋樓較為簡潔，柱頭與山頭等部位少了繁文縟節的裝飾，呈現出1930年代住宅建築風格的趨勢。

陳啟川洋樓正面舊貌

陳中和洋樓舊貌

陳中和洋樓今貌

原本看起來可以悠然安居的洋樓建築，卻面臨了一個小插曲，對後續發展有很大的改變。1931年高雄州廳廳舍落成於高雄川東岸的前金，當局為因應高雄的快速發展，決定以新州廳為中心，擴張、改善既定的市區計畫，並修正原有路網。1921年版本的市區計畫中，陳啟川洋樓是位在街廓內，而在1932年的新計畫中卻與道路牴觸，由於沒有立即開闢的急迫性，所以洋樓不至於面臨剛落成就要被拆除的窘境。

1934年日本鋁業株式會社（輕銀會社）決定在高雄設置工場，位於苓雅寮南側的戲獅甲地區。不久，因應第二期築港工程完工後激增的地方人口，高雄的都市計畫進行擴張，1936年發佈了〈高雄市區擴張計畫圖〉。同時，為了戲獅甲工業地帶的交通聯結，故開始執行計畫道路開闢，而陳啟川洋樓牴觸的道路是連接女學校到輕銀會社的要津（今成功一路段），建築約在1937年左右拆除，有些可惜。因此陳啟川另擇於前金477番地（五福一路、中山二路口旁）重建新宅邸，但風格與以往閩洋折衷式樣不同，為帶有和洋折衷特徵的別墅住宅。在陳啟川逝世後，1995年曾由高雄寒軒餐飲集團承租進駐整建，由於地點寬敞舒適、幽靜，經營十年來，吸引不少政商名流前往消費，只可惜結束營業後，當時對於文化保存概念的欠缺，老市長的宅邸在2006年就被夷為平地。

1936年〈高雄市都市計畫圖〉中陳啟川洋樓的位置

陳啟川位於五福路、中山路口的故居

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藏）

從第三張立面的影像，除了可見陳啟川洋樓正面舊貌外，左上角圓圖中為1934年陳啟川與其新購入的Chrysler Airflow合影於洋樓車寄前，Airflow是歷史上首款擁有流線型車身的車型，而陳啟川在Chrysler公司剛生產時即擁有該款車，可說是走在時代的尖端。

北門街「十字館」

十字館1901年底整修前的樣貌

最近找到一張珍貴的影像，是台北很早期的娛樂場所「十字館」，之前KUN在第三集《薰風》專欄中〈近代娛樂天國— 日本時代台北戲院考〉曾經寫過台北戲院發展的變遷，但對於十字館的著墨不多，近期繼續追查相關的文獻，發現部分學者所認知台灣觀影嚆矢為「淡水館」的說法，並非確切史實，KUN在書寫當下因一時失察，也採信了錯誤的描述，故特別在此提出新內容供大家討論指教。

城內北門街原有的「十字屋」旅館樓上原為共樂會的會場所使用，在共樂會轉移至淡水館後，1898年原會場被整理成大型寄席場地，改稱十字館，規模堪比劇場，亦為台北早期的表演空間之一。有趣的是十字館建築的其他空間，還有提供新聞雜誌、西洋料理、圍棋道具等服務項目，甚至還有入浴場，可謂活動十分豐富多元的場所。

十字館在1899年9月放映了愛迪生製作的電影《米西戰爭》，淡水館與台北座在隔年才放映盧米埃兄弟製作的電影，故可推測十字館應該是台灣最早放映電影的劇場空間，但由於場地規模的限制，十字館放映活動寫真次數不多，仍以說唱藝術、戲劇表演為主。1901年十字館曾有整修，爾後因為更新、更大的新劇場在西門外街相繼成立，大約到了1910年代中期，就已經不見十字館相關的活動訊息，原建築也轉為一般家屋使用。

影像中的十字館應是1901年底整修前的樣貌，可以看出建築本體可能是清代二進街屋建築加以改造而成，一樓側牆還可見疑似唭哩岸石的使用，沿街較窄的亭仔腳有可能也是清代舊物，上方還可見鵝頸椅（美人靠）設施，而二樓側面的緣側與下見板牆應為後來所加，一樓的看板則是上演藝題的畫作廣告，能稍微想像當時此處是何等的熱鬧，在夜裡的北門街角閃耀著光亮。

日治末期台北三大財閥之一「高進商會」

高進商會新舖甫落成之廣告，可見高橋由義（圖右）與高橋豬之助（圖左）父子倆的頭像

日人高橋由義1896年初自千葉縣渡台，創立高進商會，起先為陸軍單位的承辦商，製造銅鐵器具及彈珠汽水，1898年轉換跑道從事土木營造，跨足機械、工業器材的製造，故也成為鐵道材料商及官衙供應商。因為堅實的事業進展而有了穩固的基礎，由於舊有店鋪空間日漸狹隘，1919年落成的新舖成為北門街上十分顯眼的商店建築，1923年改組成株式會社，遂成為台灣首屈一指的機械金屬商，更是日治末期台北市三大商業資本財閥之一。

其子高橋豬之助克紹箕裘，不久後成為高橋商會的社長，更參與市政了，擔任台北市協議會員，另外還有台灣合同電氣會社及台灣畜產株式會社社長等重要職務，1933年更在淡水河畔興建了聞名建築界的自家住宅。

影像為高進商會新舖落成時的廣告，放上高橋父子倆的頭像，也呼應著建築兩側突出的量體，好似象徵著由父子倆一同打拼出的天下。只可惜高進商會與高橋氏住宅今日皆已不存，除了喪失掉城市發展的歷史場域外，也葬送了兩棟經典的建築逸品。